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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申遗36年:从读懂规则到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发布时间:2021-08-18

  中国申遗36年:从读懂规则到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8月6日,文化东城会客厅,单霁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比申遗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遗产的品质和价值。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的新身份是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还会在故宫里办公,没有了事务性工作的打扰,他有更多精力投入到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价值传播中。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带着团队筹备《万里走单骑》的第二季。

  团队工作的地点是东黄城根附近一处民国时期的建筑,这里现在已经是“文化东城”会客厅,“文物只有在利用中才能被更好地保护起来”,单霁翔一直这样认为。

  更具体地说,会客厅就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部,这是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园。公园的西侧,仅一街之隔的是世界遗产大运河澄清下闸遗址。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向西与丝绸之路交汇于洛阳,向东连接着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起点之一——泉州,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样说来,世界上的文化遗产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

  这部演进史里的成员已经越来越多。到目前,《世界遗产名录》收入的遗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项,中国占据56席,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

  从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到1987年,中国第一批遗产被收入名录;再到一度出现的“申遗热”……今天,“申遗”正在逐渐回归价值认知和常态保护的初心中来。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实习生 许琳迪

  “无意间”开启的申遗路和各地高涨的“申遗热”

  认识单霁翔,多是因为故宫。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宫殿于1987年申遗成功,连同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莫高窟、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等共6个项目一同进入《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

  只有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才能参与评定世界遗产项目。

  1985年,侯仁之先生邀请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几位先生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介绍了《公约》的情况,建议中国加入,以便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侯先生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同年,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侯仁之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据侯仁之后来回忆,他与《公约》的“接触”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学。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次“接触”,促成了中国的缔约并走上申遗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申遗热情开始高涨。

  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长期专注文化遗产利用研究,据他介绍,1997年之前的申遗,主要是由侯仁之、罗哲文一辈老先生推动,地方政府并不十分积极。

  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成为转折点。张朝枝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1999年推出“十一黄金周”,于是刚刚申遗成功不久的丽江古城一夜之间“大火”,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旅行目的地。

  地方的申遗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寄希望于通过申遗发展旅游,加速地方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各地为申遗大兴土木、整治搬迁,投入的财力数以亿计,“豪赌式”的申遗一度饱受诟病。

  人们似乎忘了,无论是缔结世界遗产公约,还是设立世界遗产名录,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城市发展上的一些历史遗憾要弥补,如果各地有热情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这是正面的。”

  单霁翔同时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报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而是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文明交流互鉴 确立保护新规

  虽然申遗热情一度火爆,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成为中国申遗的难点,读懂规则、融入其中却花费了中国人几十年时间。

  单霁翔介绍,早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参考的是西方标准,西方的建筑多为砖石结构,人们对东方砖木结构建筑并不理解,认为木构建筑修缮中,换掉原来的木料,修补原来的结构,会破坏遗产的价值。

  那一时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每年都要到世界遗产大会做“解释”,一遍遍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古建修缮其实正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故宫、天坛等古建筑的集中修缮曾引发国际上的质疑。另外,西方认为我们修补重绘彩画也破坏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因为西方建筑上的彩绘和壁画主要是装饰用途,不影响建筑本体。

  同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了“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请来了世界上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任佩萨特、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主任布什纳迪。这场研讨会向全世界郑重介绍:东亚建筑上的彩绘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保护里面的木结构。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说服国际专家。西湖申遗时,中国希望将龙井茶园纳入一并申遗,因为龙井茶园是西湖景观的一部分。但部分国际专家坚持认为龙井茶园与西湖没有关系,最后只能忍痛将龙井茶园从申遗方案中删除。

  “就是这位专家,在今年福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提出来,应该把本体跟环境一起保护。这种转变说明她自己也在改变、在进步。”36年的申遗之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近些年,国内的“申遗热”逐渐降温,中国申遗渐渐回归理性与常识。

  对于已经列入名录的遗产来说,如何协调好保护、利用和当地社会发展,以守住“世遗”的头衔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保护不善被除名已有先例,就在今年泉州被列入《名录》的同时,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遭到除名。

  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考验着各方的智慧。“保护老城、建设新城”,梁思成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单霁翔引用,来回答保护与发展的命题。

  而中国一些申遗理念甚至已经开始反哺世界,为国际制定遗产保护的规则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维度。

  比如,“混合遗产”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同时也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

  1987年,“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是中国提交的文本上对泰山的自然遗产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都有充分表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遗产类型的变化使得保护的概念也经历革新。在《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中,单霁翔有详细论述: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有的“文物保护”概念已经涵盖不了需要保护的对象,需要走向更大范围、更加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

  距离他提出这个概念已经过去10余年,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运河遗产保护等新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被提出,逐渐改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格局。

  “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气象。”单霁翔说。就在刚刚结束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长城被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范例。

  “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的大国走向文化遗产的强国。”单霁翔表示,当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还由一些国家把持着,我们要持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拿出更多像长城一样有典范性的实例,为世界遗产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 对话

  单霁翔:

  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遗产的品质和价值

  与侯仁之一辈老先生相比,单霁翔显然是“后来人”。中国加入《公约》的那年,单霁翔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的他并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的命运都将与此有关。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更要承担保护的责任。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遗产的品质和价值。

  用申遗弥补“历史上的遗憾”

  新京报:我们国家在申遗上起步比较晚,但成果斐然,这次长城还荣获保护管理示范案例。目前,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向世界输出中国方法的阶段?

  单霁翔:强不强要靠我们的努力。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毕竟有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步,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共识,所以对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世界,我们是有信心的。

  其中,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因为话语权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很多公约制定的解释是由一些国家把持的,所以我们要拿出更多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典范性实例,为国际文化遗产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来赢得我们的话语权。

  新京报:中间有段时间,还引发了“申遗热”,现在热度有所降低,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单霁翔:确实,丽江、平遥申遗成功后,爆发了一股力量强大也颇具争议的“申遗热”。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要纠正弥补历史上的遗憾,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果大家都能够做足申遗的准备工作,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甚至获得了抢救性的保护,这是正面的。

  另一方面要向人们阐明,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它是一个综合的效益。在申报遗产成功之时,你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更要承担保护的责任。比数量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品质和价值。

  新京报:从留下遗憾到弥补,这个过程是无法跨越的吗?

  单霁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全世界来得最迅猛、规模最大、最激烈,文物保护的呼吁和城市建设的步伐一直有矛盾,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但也取得了保护的成果。

  评判现代城市的标准,决不能只有高楼大厦、立交桥、机动车,还要维护人居环境。能够把考古遗址变成考古遗址公园,在城市中心再现历史河道,人们就更能感到城市的亲切,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让人们“走进去” 让文物“活起来”

  新京报:把考古遗址建设成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单霁翔:考古遗址公园这个概念是从北京开始的,最初有圆明园遗址公园。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认为考古和公园不能在一个名词里面。

  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在半地下建了遗址博物馆,给市民游客建了考古探索中心。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过程中,大明宫在2014年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上的遗产点之一。通过这些实例,专家们才认识到考古遗址是可以成为公园的。

  新京报:让考古融入现代生活这方面,故宫的“文物活化”是比较成功的尝试,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的?

  单霁翔: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时候,库房里的藏品都堆积在那儿,散发出霉味。我们走遍故宫9371间房子之后,下定决心要扩大开放。文物藏品只有面对社会公众展出来,才会神采奕奕。

  习近平总书记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就是要叫它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社会。我们看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但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比如陈列在展厅里供人们观赏,它反倒更健康。

  中国56处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21年7月)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38项)

  ●明清皇宫(北京故宫,入选年份(下同):1987;沈阳故宫,2004)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陕西,1987)

  ●莫高窟(甘肃,1987)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1987)

  ●长城(北京,1987;辽宁九门口长城(水上长城)2002)

  ●武当山古建筑群(湖北,1994)

  ●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西藏,1994;大昭寺,2000;罗布林卡,2001)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河北,1994)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山东,1994)

  ●庐山国家公园(江西,1996)

  ●平遥古城(山西,1997)

  ●苏州古典园林(江苏,拙政园、网师园、留园和环秀山庄,1997;艺圃、藕园、沧浪亭、狮子林和退思园,2000)

  ●丽江古城(云南,1997)

  ●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北京,1998)

  ●北京皇家祭坛—天坛(北京,1998)

  ●大足石刻(重庆,1999)

  ●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安徽,2000)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湖北)、清东陵(河北)、清西陵(河北),2000 ;明孝陵(江苏)、十三陵(北京),2003;盛京三陵(辽宁),2004)

  ●龙门石窟(河南,2000)

  ●青城山-都江堰(四川,2000)

  ●云冈石窟(山西,2001)

  ●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吉林,辽宁;2004)

  ●澳门历史城区(澳门,2005)

  ●殷墟(河南,2006)

  ●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广东,2007)

  ●福建土楼(福建,2008)

  ●五台山(山西,2009)

  ●“天地中心”历史古迹(河南,2010)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浙江,2011)

  ●元上都遗址(内蒙古,2012)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云南,2013)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陕西、河南、甘肃、新疆,2014)

  ●“大运河”(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2014)

  ●土司遗址(湖南、湖北、贵州,2015)

  ●左江花山岩画(广西,2016)

  ●鼓浪屿(福建,2017)

  ●良渚古城遗址(浙江,2019)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福建,2021年)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名录(14项)

  ●黄龙风景名胜区(四川,199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四川,1992)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湖南,1992)

  ●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云南,2003)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四川,2006)

  ●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贵州、重庆,2007;广西,重庆、贵州,2012)

  ●三清山国家公园(江西,2008)

  ●中国丹霞(贵州、福建、湖南、广东、江西、浙江,2010)

  ●澄江化石遗址(云南,2012)

  ●新疆天山(新疆,2013)

  ●神农架(湖北,2016)

  ●可可西里(青海,2017)

  ●梵净山(贵州,2018)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江苏盐城,2019)

  中国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名录(4项)

  ●泰山(山东,1987.12) ●黄山(安徽,1990.12)

  ●峨眉山-乐山大佛(四川,1996.12) ●武夷山(福建,1999.12;江西,2017.7)

  据人民日报整理

【编辑:陈海峰】